基本信息

简介

王尚荣，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青年干事，红三军司令员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第五师十五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独立第一旅旅长，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一军副军长兼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事迹

王尚荣，1915年5月28日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

1937年6月，王尚荣（后排4）在抗大二期

1921年读私塾，后读小学，辍学当学徒。

1930年任石首县调弦区团委青工部部长。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3军9师25团1营战士、25团政治处青年干事。

1932年12月起任红3军8师22团团部文书。

参加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11月起任红3军司令部参谋。

1934年4月起任红3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

1935年11月参加长征。

到陕北后，1936年5月起任红2军团5师参谋长，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第32军96师师长。

1936年12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5团团长。

1938年6月率部向绥远挺进，参与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1月率部赴冀中，1939年3月起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1旅副旅长，参加了齐会、陈庄等战斗和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起兼任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10月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1945年5月起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任晋绥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蟠龙、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等战役、战斗。

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军2师师长，6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军副军长，9月起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参加了陕中、扶郿、陇青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日至195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军副军长兼青海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49年夏，王尚荣（三排左1）与李井泉（前排左起）、贺龙、习仲勋等在西安西北军区司令部

1951年1月至1952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同时任高级速成系副主任。

1952年5月起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作战部党委副书记兼特种兵处处长。

1953年春，王尚荣出征朝鲜战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第46军第二副军长、第一副军长。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央军委作战部代部长，1956年7月至1966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6年8月起被关押达8年。

1974年11月至198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常委、副书记。1977年8月至1979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9年11月至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还担任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电子对抗雷达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2000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作战参谋

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中央军委在建国伊始就决定在南京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由德高望重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出任院长。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高级军事学府的创办，亲自为之题词致贺：“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1950年，王尚荣与第一军党委成员在西宁原马步芳会馆花园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开学的时候，时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尚荣接到组织通知，卸任奔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怀着“知不尽者天下事，读不尽者天下书，悟不尽者天下理”的求学渴望，征尘未洗的王尚荣跨进了军事学院的大门，被编入高级速成系学习，兼任系副主任（主任是刘伯承麾下名将、时在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杨勇）。由于学院初创，教官缺乏，王尚荣一人而具两重身分：既是普通学员，又是兼职教官。

由于既是学员又是教官，王尚荣一面要认真听课，汲取知识，一面还参加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刘伯承“总结解放军作战经验，编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例”的提议，王尚荣积极投入并协助杨勇组织战例的编写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除独立完成了“瓦子街歼灭战”战例的撰写外，还和其他学员一起编写战例教材80余篇，为教授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实战范例，充实和拓展了学院的教学内容。在实地演练作业中，王尚荣充分运用所学的作战理论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大胆突破苏联顾问的权威，与杨勇一起成功组织了演练。对此，院长刘伯承给予了好评，同时开始关注王尚荣这个在作战指挥上既富天资又治学勤勉的学员。

在校期间，还有一件令王尚荣终生难忘的事：1951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作为广场游行受阅部队的一员，王尚荣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的王尚荣，和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三人，分别代表陆、海、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阅部队方阵的最前面。

1952年初，刘伯承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军事学院一期毕业生学习情况，听取汇报的周恩来问询刘伯承：“是否能从这批学员中，选几个高材生到总参作战部工作?”刘伯承不假思索地回答：“高级速成系有个王尚荣，他既年轻，又有作战经验，在这期学习的各项科目中成绩优良，是个学习尖子。我看，他可以胜任总参作战部的工作。”见老成持重的刘伯承回答如此直截了当，周恩来通知主管部队人事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总参谋部代总长聂荣臻：调王尚荣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

1950年，王尚荣在青藏公路视察

1952年5月，王尚荣出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兼作战部党委副书记，协助部长张震开展工作。期间，他“参与组织指挥多次重大军事斗争，为维护祖国统一，保卫国家安全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来到作战部的时候，朝鲜战火的势头已经过去，但对美军的作战研究仍然是解放军的重点。1953年春，中央军委为锻炼王尚荣，派他出征朝鲜战场，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副军长，现地接触美军的战役、战术手法，这对他后来协调抗美援越作战提供了经验。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事结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主要关注点，已经转移到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上。因此，在局部作战指挥、军事态势分析等方面，总参特别是作战部的任务更加重了：他们必须及时地反映军事态势的各种新动向，提出各种对应的方略，供中央参考和决策；同时，中央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决策，也要通过作战部这个指挥中枢，去贯彻和组织实施。王尚荣深谙“厚积薄发”的道理，在繁忙的工作中注重知识积累，博闻强记，锻炼出了惊人的记忆力，被誉为“活字典”、“活地图”，世界上每有重大战事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找他咨询，他都能详尽地说明最新情况，并能准确地说清人名、地名。有一次，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这个王尚荣确实不简单，听他分析战略问题，我真是无上光荣。

作为作战部长，王尚荣“不仅仅是称职，可以说是绝对合格。”在纪念文章中，傅全有上将这样写道：“他在判断国家面临的威胁、调整军事战略方针、谋划实施边境反击作战、变更设防部署等重大问题以及战役训练、人民防空、特种兵发展、机关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深得党、国家和军委领导的嘉许和称赞，成为中央和军委首长战略谋划的得力助手。”

1955年3月，中国台湾国民党军队和美军在中国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中央为揭露其阴谋，决定发表声明。于是，周总理责成作战部整理一份材料。王尚荣从受领任务到把材料呈送给周总理决定发布消息，仅用了不到7小时。周总理对此非常满意，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9月，在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王尚荣位列中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刘伯承曾指出：总参谋部既不是战术司令部，也不是战役司令部，而是研究战略问题的统帅部，它是管战略的。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王尚荣有深刻的理解，他总是能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积极为军委决策出谋划策。

1957年11月至1958年3月，短短4个月之内，蒋军飞机204批（387架次）深入大陆进行袭扰，多次窜入我纵深地区，最深入点直抵石家庄。王尚荣及时向军委提出加强内地防空作战的建议，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当即批示：“非常必要，请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总参作战部的部署，各军区、海空军立即采取措施，调整力量，加强防空作战，给了窜犯大陆敌机以沉重打击。

1958年8月，福建前线部队奉命炮击金门。在这场政治、军事、外交相配合、政策性很强的特殊斗争过程中，王尚荣深刻领会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意图，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起草了有关指示及规定。毛主席阅后，曾亲笔批示：“有关指示及附件写得很好。”这些有关指示及规定，对金门炮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1962年春，蒋介石不断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加紧进行窜犯大陆的各项军事准备。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在同其他同志分析研究之后，王尚荣作出了中国台湾当局可能利用我内外困难，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拖美国下水，实现其“反攻大陆”企图的分析判断，并向中央和军委提出了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相应建议。中央和军委极为重视，立即作出了加强紧急战备的决策。从1963年到1964年，王尚荣是在指挥打击蒋军在东南沿海的小股武装窜扰、海上窜扰、空中窜扰以及研究拟制中越联合对美作战方案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由于我们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政治上进行了公开揭露，蒋介石窜犯大陆的阴谋破灭。由于抗美援越军事计划周密，美军大量被牵制在越南战场，终于没敢在中国台湾海峡冒险。

1964年，王尚荣贯彻军委关于防备敌人搞突然袭击的指示，组织力量对国家经济建设状况作调查研究。期间，他发现重要工业基地过于集中，交通枢纽、港口、码头多在城市附近，大中水库紧急泄水能力小等问题，不适应防敌突袭要求。于是，他向军委提出建议报告，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对此报告，毛主席非常重视，作出了“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重要指示。很快，国务院成立了有关专门机构，专门研究战备建设与防突袭措施等问题，党中央又作出“进一步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作为“运筹帷幄”之人，王尚荣总是“放眼看界”，善于适应现代战争特点，卓有成效地抓好战备建设。

王尚荣一向注重调查研究，几乎走遍了除西藏之外所有的边防哨所，对全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十几年后，他对边防哨所的地理位置仍能记得一清二楚。20世纪50年代，王尚荣直接领导总参作战部作战教练处工作。按照军委意图，他组织了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先后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中、苏、朝三国交界处濒海地区组织了大规模战役演习。特别是1955年，他协助叶剑英元帅在辽东半岛精心指导了在使用原子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结合战备实际和各战役方向任务，演习着重研究了战争初期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及其对策。

1957年5月，总参谋长粟裕和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后中）在第七军医大学视察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作为一个始终担负着前线作战指挥和协调重任的军事部门首长，王尚荣没有时间旁顾其他。“文革”伊始，林彪势力在军内泛滥，王尚荣没有向林表示应有的态度。于是，林以王尚荣是贺龙的爱将、老部下为借口，诬蔑王尚荣是贺龙“反党夺权的打手”，是贺龙在总参的代理人。因此，对王尚荣要批倒斗臭，要罢官。1966年9月，王尚荣被关进一间昏暗的小屋，受到长达8年之久的残酷折磨，反复要他交代所谓“罪行”。囹圄磨难见风骨，雪压青松色愈浓。王尚荣虽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却坚贞不屈。他“一审就顶，一问就翻，气壮如牛，毫不退让”，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视为“顽固分子”。

1974年7月底，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毛泽东亲做批示：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一定要出席当年“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而且要见报。同年11月，王尚荣复出，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电子对抗雷达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等职。由于整整8年没有工作了，王尚荣急于将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复出任副总长后，便天天听总参各部的情况汇报，听作战部介绍国际形势、战备工作、部队部署、编制和设防工程的情况汇报。

当时，中苏关系还相当紧张，毛泽东鉴于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感到有望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同时，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也想打“中国牌”，向中国强调中苏的对抗，企图把祸水引向中国。兼任总参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的王尚荣，通过组织讨论分析发现：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67%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33%，直接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线上的苏军更不足其陆军师的25%。同样，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58万，光欧洲就有31万，而亚洲、太平洋和拉美广大地区才27万。他及时将这些研究的结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深有同感。当亨利·基辛格在同毛泽东晤面时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这一点，你不跟我说，王尚荣会跟我说！

20世纪70年代中期，王尚荣较早注意到当今世界电子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现实，提出了“未来战争将以电子战开始”的观点。按照毛泽东主席和叶剑英元帅的有关指示，他为组建电子对抗机构和电子战部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62年10月，王尚荣与李达、张爱萍在天安门城楼

此外，王尚荣还十分重视人民防空建设。1978年，他遵照中央和军委指示，主持筹备了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会议提出了人防建设要平战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人防建设十六字方针，制订了一系列规定，对全国人防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多年后，他的夫人黄克和跟随他20多年的秘书都记忆犹新：“那些日子，他起床后皮带还没系好，就跑到院子里，问有要批的文件没有?只要听说有文件，就不处理完了不休息。我们为了让他的病体早些得到康复，当没有急需回复的文件时，就只好骗他说没有。”1979年南疆自卫反击战，王尚荣参与了整个作战决定的酝酿和作战计划的拟订过程，坚决地支持中央的作战决策。在反击作战打响前一个星期：王尚荣就带领指挥班子进入了指挥中心。在那些天里，王尚荣严密地关注着前方的动静，几乎很少睡觉。反击作战持续了一个月，王尚荣在这数十天里，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有几位年纪比他轻的参谋人员都支持不住了，他还坚守岗位。直到作战部队的胜利捷报传来，他才舒了一口气。

1981年，王尚荣终于因积劳成疾，不得不离开作战部指挥岗位。1982年9月，他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85年秋，他从总参副总长位置上退休，但他仍然“退而不休”，始终关心着总参、总参作战部的建设。

2000年4月1日，王尚荣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2000年8月14日，总参谋长傅全有在解放军报撰文《能战善谋留英名品德高尚昭后人》，高度评价了王尚荣的一生：“建国前，主要是在作战部队带兵打仗，为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出生入死，始终战斗，在枪林弹雨第一线，是一名能征善战的虎将；建国后，主要是在军事领率机关工作，为军队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呕心沥血，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好参谋。”

军事行动

三次军事行动

1954年9月，作战部张震部长奉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王尚荣接任，在他就任作战部长的最初几年，中国几乎年年都有一场引起世界瞩目的战事。

炮击金门

1963年，甘泗淇（左起）、王尚荣、李达、钟期光、黄火星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

王尚荣

1954年底到1955年初，他协助总参谋长粟裕，在一江山组织打了一场陆海空的立体战争，迫使美国第七舰队退出中国台湾海峡。此后，蒋军飞机每年近400架次，昼夜不断地深入大陆袭扰，蒋军军舰和小股匪特在沿海活动更加频繁；美国向中国台湾提供“自由女神”飞弹、“狮子星Ⅱ”导向飞弹后，又决定在中国台湾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金门集结了6个步兵师、8个独立炮兵旅计9.6万人；在马祖一带集结了3个步兵师计4万人。美蒋一系列入侵袭扰行径，中国人民反应强烈，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对金门、马祖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1958年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在北京旃坛寺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决定：以福州军区为主，调集22个炮兵营，轰击大、小金门蒋军目标；以东海舰队为主，调5个鱼雷艇大队、2个潜艇大队、1个高速炮艇中队和8个岸炮连，准备从海上打击蒋军舰艇。

王尚荣作为指挥中枢机构的负责人，根据会议要求作出火力配置、各军种间协同、各指挥机构设置及后勤方面等一系列行动方案。并向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建议：如在金、马作战，必须显示出解放军实力。射击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摧毁小金马。作战的过程中，各兵种指战员应该轮换等等。粟裕对王尚荣的建议，均表示同意。军委旃坛寺会议后，王尚荣奉命通知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上将，由他担任前线总指挥，迅速完成炮击准备。

7月下旬，空军的两个师进驻福建地区。毛泽东、彭德怀得知两个师的调动，要王尚荣转告福建前指：“如敌机对福州、厦门及其机场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金门、马祖进行轰炸；如敌对我杭州、上海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台北进行轰炸。”在此期间，毛泽东、彭德怀告诉王尚荣：敌两个师由中国台湾到金门、马祖换防，炮击选在换防时最佳，26日下午、27日早晨均可，由前指自己掌握。王尚荣立即与叶飞通了电话，转告毛、彭的指示，并告第一次打击可发射炮弹1.5万至2万发。

人民解放军炮兵积极练兵，随时准备炮击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

随后，王尚荣又将毛、彭的指示通报了南京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李福泽、总后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并要求做好运输炮弹的计划，确保炮击所需。27日，毛泽东指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8月，海峡上空的空战持续了半个月，我空军以损失20余架飞机的代价，取得击毁蒋军飞机50多架的战绩，使作战区域上空完全为解放军控制。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拍板，炮击时间定在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1958年8月23日，一大早，王尚荣就接到前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的电话，王尚荣向他交代：“彭总嘱咐：炮击时要抓一定的目标打，不要乱打，以免效果不大，造成浪费，敌人还会笑话我们。第一次炮击打1万发或1.5万发。对水面目标打舰艇，好好地打他几只，对地面也要打其主要目标。”10时35分，彭总办公室郑文翰秘书向王尚荣传达了彭总的最新指示：“小打，主要打敌之舰艇，待敌还击时，再大打；暂时还不打，看几天，待敌人大批船只来后再打；把金门、马祖保留下来，二年内不考虑。”15时30分，彭总办公室又来电话：“彭总午后对福建前指的电报有批示：‘我同意按前指意见，按时炮击。估计美军不会参加。’毛主席在15时看了彭总的意见，说：‘同意。’然后转给了周恩来总理。现叶飞已将毛、彭的指示，通知了前指。”

王尚荣再次给福建前指打电话，向张翼翔重发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并强调，重点目标是敌指挥机构、炮兵阵地、雷达阵地、料罗湾的敌舰。

17时30分，面对金门的30公里海岸线上，排炮齐发。18时16分，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辰向王尚荣报告第一次炮击的情况：“我炮兵进行了两次火力急袭，现在大、小金门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据我方观察，‘中字号’舰中弹5发。从敌方获悉，部队炮打得很准，都打在金门防卫司令部和师部附近。‘灯’（雷达代号）已被打坏。我炮兵正在继续打敌军舰、压制炮兵。”20多分钟后，石一辰又向王尚荣报称：“蒋国防部二厅与金门防卫部联络，金门告急，要求马祖支援。”石据此判断，这是金门方面要马祖炮兵向我黄岐阵地进行射击。石一辰请示：“如敌炮击时，我黄岐炮兵能否向敌还击？”

王尚荣请示了粟裕总长。粟裕指示：“可以还击。敌不打，我也不打。”午夜0时55分，张翼翔向作战部值班室报告一天战况：从敌方获悉，大担、二担蒋军伤亡70人；小金门敌伤亡惨重，具体数字不详；大金门敌军一片混乱，伤亡数字尚不清楚；美军顾问团20余人下落下明。一线炮兵已撤下10多个营，还留在阵地的有20多个营，总伤亡10人。海军的快艇正在准备截击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军舰；空军也做好了出战的准备。开炮七、八分钟内，敌金门的通信联络全部中断，雷达被全部摧毁。

解放军炮兵某部在炮击金门前表决心

在水上餐厅正要为美军顾问举行的欢送晚宴，除一些副司令官、副参谋长外，还有陪俞大维来金门的华金祥、汪贯一，陪张锦锟师长来报到的龚厉昭，其余是金门防卫部各处处长，共20余人。这猝然而来的炮弹爆炸声，水上餐厅顿时落花流水。而早到场的金门空军副司令章杰、海军副司令赵家骧当场毙命，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伤重殒命，参谋长刘明奎也受重伤。“国防部长”俞大维侥幸还未到会。

在金、马炮击开始后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一个电话打到了作战部，找到王尚荣。“主席，前线的情况进展顺利。一切按我们计划部署进行！”王尚荣说。“前指的一举一动都要由张翼翔向你汇报，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美国人的态度！”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湘音，说罢就放下了电话。王尚荣感到紧张，主席到底在考虑什么，是不是我们前线的部队出现了新的动向？他马上询问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林克。

林克是国际问题的专家。他在电话里向王尚荣说：主席向我们讲到过，向金门打炮，不是为了解放金门，而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蒋就有了抵抗美国压力的借口。一直在指挥中心坐镇的王尚荣觉得问题有些蹊跷，也不好向林克多问。他立即平静下来，旋即联想到中央在美、蒋一系列问题上不同的斗争策略。不久，毛泽东发布了由他亲自执笔，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中国台湾同胞书》。书中开篇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并将停止炮击的时间延长到一周。坐镇中枢的王尚荣，领略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不停地自言自语地说：“和为上计。”

拉萨平叛

这一年，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由于原地方政府和农奴主中一些上层反动分子的煽惑和外国敌对势力的暗中支持，一些地区的小股叛乱武装得以膨胀，叛匪们变本加厉地烧杀抢掠，袭击入藏的解放军和汉族干部，时局日趋严峻。

人民解放军某部和西藏民兵进行在平叛途中

贡噶，伏击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37人，伤22人。第二天，叛匪又在贡噶以东的扎囊，袭击解放军值勤小分队，杀害解放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36人，伤13人。1959年1月，叛匪围攻在昌都西南的中共扎木（现波密）县委，造成汉、藏干部及其家属的重大流血牺牲。

与此相呼应，青海、四川等地藏区的叛乱武装也逐渐会聚，并向拉萨移动。各种武器和装备，以及鼓吹叛乱的活跃分子，源源不断地潜入拉萨。旧藏军的主力也陆续进驻拉萨。仇视汉人和中央政府的阴霾，渐渐在拉萨上空弥漫。这些情况很快就反映到北京，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道：“现在他们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平叛剿匪作战，在解放军历史上是一次极其艰巨复杂的军事行动。从社会性质来说，暴乱既有国际背景，又是少数民族上层极少数坏分子的反动行动，它是一场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斗争。从地理条件来说，西南、西北地区是中国的边陲，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文化教育受限制，处于落后状态。从军事行动来说，它不是在正常条件下的战斗，而是在特定的地区、情况变化多端、极为复杂的地形上的战斗。

至1959年初，大部分地区的叛乱得到平息。但由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情况，和中央对西藏上层采取的政治影响、慎重稳进、耐心等待的方针，叛乱反而呈蔓延势头。3月10日，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挑唆下，有2000多人聚集到14世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闹事。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降措来到这里时，闹事的暴徒用乱刀杀了这位反对叛乱、积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官员，然后马尾拖尸沿街示众，威胁心向中央政府的藏民。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顿·才旺仁增路过闹事地点，他刚走下汽车，就被暴徒们打倒在地，若不是警卫人员迅速把他救上车，他也将惨遭毒手。随后，闹事的人以武力控制了罗布林卡和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在大喇嘛绒朗色、宗教官土登降秋、原噶厦政府三噶伦之一索康、主管财政官员夏格巴等煽动下，闹事者们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口号游行。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由此开始。

在西藏平叛作战中，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向一个高地发起冲锋。

1959年3月19日夜晚，匪徒们继16日夺取通往拉萨的青藏公路控制权后，向解放军驻藏部队发起全面攻击。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痛苦，坚决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划的武装叛乱”的决定。王尚荣接到命令，立刻让作战参谋用保密电话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1959年3月20日上午10点整，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驻藏部队发出命令：“全面反击，坚决平息叛乱，彻底消灭叛军武装！”战斗首先在拉萨市内及近郊展开。下午，叛军控制的拉萨药王山制高点，被解放军占领。晚21点前，解放军攻入了叛军总指挥部罗布林卡。到22日清晨，盘踞在大昭寺的叛匪缴械投降。张国华随即向王尚荣报告：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在拉萨地区发动的武装叛乱，已被解放军彻底粉碎。

拉萨平叛后，叛匪首领率叛军残部，逃往与印度、不丹接壤的山南地区，与那里的叛乱武装会合。这一带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有24条道路通往国外。于是，叛乱集团在此建立起新的大本营。

为了不给叛乱武装有任何喘息之机，死灰复燃，王尚荣向平叛前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新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西藏境内所有的叛乱武装。”王尚荣根据兵力提出了作战目标：树立打歼灭战思想，在军事打击上做到既狠又准又稳，抓住敌人，务求全歼。战术要机动灵活。在兵力使用和作战行动上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敌变我变，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结合，适时转换，达到集中力量一块一块地搞，一片一片地平息的目的。

到1959年底，西藏境内山南、纳木错、昌都几个主要地区的大股叛乱基本被剿灭。

入缅作战

1990年7月，何正文（左起）、王尚荣、伍修权、刘华清在北戴河

就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接近尾声之际，一场人民解放军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战，又悄悄地在中缅边境孕育着。

从1957年开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决定中缅携手打击缅方境内的国民党残军。王尚荣得到军委和总参领导的指示后，几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并以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报告。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制定了警卫作战方案，确定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

虽然这次只是对国民党几千名残军作战，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而且从未经历过用突击队对山地丛林作战。王尚荣多次与军委、总参的领导交换意见，并参与了审议作战方案的全过程，亲自聆听了周总理及由周总理转述的毛主席的指示与几位老帅的意见，并将有关内容，一一传达给坐镇昆明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出境作战，在国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引起惊恐和不安？使他们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会不会给国际上的反华势力诋毁中国提供口实？对这些，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关注。为此，解放军十分明确，力求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主席的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这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先围而后歼。”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国民党残部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为重点打击对象；还拟订了重点捕获的敌6名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1960年4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访问，继而赴柬埔寨、越南访问。在此之前，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就在这停留期间，他和陈毅副总理召见了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了解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情况。

1964年3月，王尚荣在厦门观察金门岛屿

这批国民党残军，原属国民党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八团和第二二七师第七零九团。他们是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于1950年3月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的。这一地区重峦叠嶂，居民稀少，大部处于原始森林的覆盖之下，这千余败兵便在此扎下脚跟。缅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可绝境求生的残军，竟顶住了万余名缅军正规部队的攻击。中国台湾方面得到这一消息后，蒋介石惊喜异常。他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命他赴金三角统帅旧部。李弥带去了一些部属，使该地区残军渐渐扩充至近2万人，占据比中国台湾还大得多的地盘。主权国家缅甸，难以容忍自己的国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1953年春季，缅方调集了8000名剽悍骁勇的克钦族将士和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发起新一轮清剿，可作战又一次失利。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李弥在金三角站稳。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中国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侵犯缅甸主权的行径。美、蒋迫于国际压力，决定将残军全部撤往中国台湾。

1953年11月18日，美机开始运送残军赴台。大部分残军被运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残军潜留了下来。两年后，蒋介石再次想到利用中缅边境一带的残军，从云南进犯大陆，委派曾担任过自己卫队副队长的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潜入缅北，搜罗残部，苦心经营两年，残军又扩充到3000余人。

1959年，蒋介石召柳元麟到中国台湾，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暴乱，并告之将增加对残军的经费和补给的供应，使之巩固和扩充实力。柳返缅后积极部署，还拟订了详细的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王尚荣指示作战部边防处，睁大眼睛密切注视着柳元麟的一举一动。他把这些情况立即报送党中央。毛主席看后，指示中央军委：关注中缅边界，警惕国民党残军。

1960年春，中国台湾向缅甸北部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亦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培训了2000多名窜扰骨干。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正是在这个时候，于出访缅甸后逗留云南，要昆明军区介绍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情况。21日晚21时30分，22支突击队，迅速向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5名在红线附近，而周总理“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一句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战斗应该在22日凌晨6时30分打响。然而，这场对解放军来说十分新鲜的山地丛林战却没能完全按计划行事。突袭的16个据点，最早的是4时50分接火，最晚的到7时50分才交火。由于解放军的突袭出乎残军意料，16个突袭点只有两个扑空。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所谓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退到红线区域以外，解放军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直到1961年新春，缅军调集了9个营约1万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号称丛林游击战专家的柳元麟，先佯装节节败退。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总理、陈毅、罗瑞卿等率领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时，缅军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远程大炮难以施威，飞机的战术动作受限制，缅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时，周总理、罗瑞卿等已离开缅甸，只有陈毅还在继续访问。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协助缅军作战。19日，缅方得到周总理来自北京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在这同时，中央军委已经在商讨在缅甸的作战问题。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元帅等聚集一堂。贺龙认为：解放军在缅甸作战展开得过宽，兵力分散。聂荣臻认为：入缅作战的力量，从整体上看，显得单薄了些。军委常委罗荣桓提议：作战力量应当加强。然而，短期内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

解放军部队开入缅甸协助缅军作战

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指挥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孟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打掉残军的第三、第五两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缅军。缅方的要求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此进行了研究。罗瑞卿总参谋长说：“在国际上，缅甸方面不怕，我们还怕什么？马上通知前边部队抓紧准备。”王尚荣给昆明军区打电话传达了总参的部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4000，我们使用8个营、2个便衣队。”当天下午，周总理批准了解放军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作战计划。是日15时，罗瑞卿总长要作战部通知昆明军区。王尚荣在打电话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自25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不如第一次顺利。因为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山林阻滞了奔袭的速度，而残军则正相反。解放军指战员伤亡人数，比第一阶段要多。

经受了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即逃，在逃中顽抗，以顽抗掩护逃脱，如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的“保山计划”。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中国台湾。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解放军击毙敌师长2名，活捉敌副师长1名，捣毁了逃缅国民党残军经营了10多年的巢穴，协助缅军解放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障了勘界工作的进行。

感情生活

1939年下半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的学员们，在大队长苏振华的带领下，来到晋西北根据地。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个女兵排，排长是位窈窕白净、热情奔放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黄克。

起先，王尚荣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排长。可不久，他感到他的老上级、老同学、老战友们，总在他面前谈论那女兵排排长如何如何，敏于戎机的王尚荣，在这方面还不太开窍，直到他们直截了当鼓动他向那女排长“进攻”，娶她做妻子时，他才明白他们的用意。

惯于神速用兵的王尚荣，在恋爱婚姻的行动上，却显得扭捏迟疑。可最终经不住贺龙、罗瑞卿、苏振华等人的撺掇，他终于决定把婚姻之事提上日程，先和女排长见见面。上级和战友们，帮他安排了一次对抗大学员大队的检阅。

王尚荣为“检阅”专门找了件半新的军装，把缴获日军的马靴擦了擦。可他在队前走了两个来回，也没看清黄克的面孔，于是抬腿开始第三次检阅。警卫员不知其中奥秘，悄声提醒副旅长：“您已经检阅两次啦！”“两次怎么啦？我还没看清呢。”王尚荣嘟囔道。

得知王尚荣动心了，苏振华找到了黄克，聊了没几句，就谈到王尚荣。“咱们独一旅的王尚荣副旅长，长征的时候就是后卫师的师长，英勇善战。他读过几年书，还算个小知识分子哪！称得上是文武双全。”

苏振华见黄克静静地听着，以为她对王尚荣有好感，进一步说：“你看他一米八的个头，英俊威武，浓眉大眼……怎么样，你满意吧？”“满意什么？”黄克莫名其妙。“选择这样的人做丈夫还不满意？”“选择丈夫？”“是啊。”“我不干！”[1]

人家不干怎么办，王尚荣踌躇了。战友们说得拿出作战的勇气和毅力，穷追不舍。结果王尚荣一连写了四封情书，可黄克都给撕了。其实对王尚荣这样的英勇善战的指挥员，黄克从心里是钦佩的，可钦佩不是爱情，他们相互还不了解，更何况她到延安是为了抗日，为了寻找救国之路的……她刚19岁，刚入党两个月，还不是谈婚姻的时候。

黄克出生在辽宁省的凤城县，“九一八”事变后，这里出过一个著名的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战期间第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话剧《凤凰城》，就是描写这位英雄的。黄克的父亲，是这位抗日军人的同乡，也在苗战事失利期间流亡北平。她在北平国立中山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与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她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离家奔赴延安。

最热心撮合此事的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见黄克固执地拒绝王尚荣，便扮演了冷面“红娘”的角色。他为了让黄克更多地了解王尚荣，分配她到120师工作。黄克犟劲上来了：“工作我去，要是为了要我结婚，我就不去，哪怕离开部队干地方！”

“去120师，是贺龙师长亲自点头的事，”罗瑞卿绷起了脸：“你是党员，是军人，要有组织纪律性嘛！”就这样，黄克到了120师，后分配在独一旅政治部。1939年底，她和王尚荣结了婚，主婚人是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